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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保罗没有说话。他只是用那双灰色的眼睛看着雅各布，然后轻轻地点了点头。

    雅各布站起来，走出房间。

    走廊很长，但他走得很快。

    他不想让任何人看到他的眼睛。

    莱奥在正月初十收到了来自维也纳的处分通知。

    不是他想象中的处分——降职、记过、甚至开除军籍。而是一个“口头警告”。

    “鉴于莱奥·冯·海登莱希少尉未经批准擅自调动弹药，违反《帝国军队物资管理条例》第十七条，兹给予口头警告一次。下不为例。”

    落款是“海军司令部物资管理处”，签章处盖着一个歪歪扭扭的红章。

    马蒂奇看了通知，笑了。

    “口头警告，”他摇了摇头，“连个屁都不如。”

    “为什么？”莱奥问。

    “因为口头警告不留档案。不留档案就等于没发生过。他们既不想处分你，也不想嘉奖你。他们只想让你知道——他们知道你干了什么，但懒得管你。”

    “那我是该庆幸，还是该生气？”

    “都该。”马蒂奇掏出烟斗，“庆幸的是，你没惹上大麻烦。生气的是，他们连认真对待你的力气都没有。”

    莱奥把通知折好，放进口袋。

    “军士长，”他说，“您在这个帝国里待了二十年，有没有觉得……很累？”

    马蒂奇吐出一口烟。“累。但累也要活着。”

    “为什么？”

    “因为，”马蒂奇看着远处的海面，“死了就什么都没了。活着，至少还有机会看到它变好。”

    “您觉得它会变好吗？”

    马蒂奇沉默了很久。“不知道。但万一呢？”

    莱奥没有回答。他看着海面，看着那些在波浪中起伏的渔船，忽然想起雅各布信里的那句话：“挖到底，你会发现，什么都没有。但挖的过程，会让你知道自己的手有多有力。”

    也许活着也是一样。

    活着本身，就是那个“挖的过程”。

    伊洛娜在一月中旬完成了一篇关于孤儿院的报道。

    不是圣安娜孤儿院——她不知道雅各布的事。她写的是维也纳第八区的一家公立孤儿院，条件比圣安娜差得多。那里的孩子每天只吃两顿饭，每顿是一碗稀粥和半块黑面包。冬天没有暖气，孩子们挤在一起取暖，有的孩子脚趾冻坏了，也没有医生来看。

    她花了三天时间采访，写了一篇五千字的长篇报道。标题叫《看不见的孩子》。

    贝尔塔读完稿子，沉默了很久。

    “这篇可以发。”她说。

    “不会被封？”

    “可能会。但值得一试。”

    报道在1月20日发表，占了整整一个版面。当天下午，报社收到了十几封读者来信——有支持的，有骂的，也有匿名威胁的。

    “你小心点，”贝尔塔对伊洛娜说，“有些人会当真。”

    “当真是什么意思？”

    “当真就是，他们会来找你。”

    伊洛娜没有害怕。她把那些威胁信锁进抽屉里，继续写下一篇。

    她打算写关于“女性工人”的报道。维也纳有很多工厂雇佣女工，每天工作十四小时，工资只有男工的一半。她们没有工会，没有保护，没有人替她们说话。

    她要替她们说话。

    哪怕只有一个人听。

    雅各布在1月21日再次去了圣安娜孤儿院。

    这次他带了一包东西：一件厚外套、一双新靴子、一袋苹果、一本书。书不是童话集，而是一本简单的德语读本，封面上印着一只小狗。

    “这是给你的。”他把东西交给保罗。

    保罗接过那本书，翻了翻，然后抬起头。

    “这是什么？”他问。

    “书。教你认字的。”

    “我会认字。爸爸教过我。”

    “那这本书太简单了。下次我给你带本难的。”

    保罗把书抱在怀里，低下头。

    “科恩先生，”他说，“您为什么要帮我？”

    “因为，”雅各布说，“你父亲请我喝过一杯咖啡。”

    保罗抬起头，灰色的眼睛里有一丝疑惑。“爸爸没钱请人喝咖啡。”

    “他请的不是钱。他请的是……信任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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